激活内需引擎：提升居民消费率，加快户籍改革，构建“双循环”格局
一、提振消费有重要意义：促进内部经济循环、改善外部地缘经济格局
中国经济已从供给短缺进入需求不足阶段，强大的生产能力与供给能力面临“供强需弱”的结构性矛盾，需求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瓶颈。在此背景下，需求侧的边际改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尤为显著——需求每增长一个百分点，经济增长便能相应提升一个百分点。《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》首次在顶层规划中明确提出“推动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”，并将其列为发展目标的核心内容。这一目标的设定，不仅是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应对，更承载着“对内可循环，对外可持续”的战略深意。
从内部看，提振消费是破解“供需失衡”、畅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抓手。我国生产能力全球领先，但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，导致大量供给依赖外需消化，不仅制约了经济的动态平衡，也加剧了物价持续低迷的压力。通过激活居民消费、扩大内需，能让强大的供给能力获得充足的内需支撑，实现从“生产驱动”向“消费驱动”的转变，走出“高产出、低循环”的困境。
从外部看，提振消费是改善地缘经济格局、提升全球治理优势的关键路径。长期以来，出口依赖虽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，但也引发了贸易争端加剧、国际关系复杂化等问题。例如，我国对传统制造业强国的贸易顺差扩大，引发这些国家对产业竞争力的担忧，使其在中美博弈中立场更趋复杂。而通过提高居民消费率、做大国内消费市场，既能降低对外需的依赖，增强发展的自主性和韧性，又能以“世界市场”的角色为全球企业提供新机遇，推动国际经济关系向更平衡、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，最终实现从“世界工厂”向“全球消费枢纽”的转型。
二、我国居民消费和消费率的基本特征：差距、阶段与结构短板
（一）横向比较：显著低于国际水平，差距难以用发展阶段完全解释
2023年，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例为39.6%，显著低于美国的67.9%，差距达28个百分点。即使剔除中美统计口径差异（如自有住房租金核算、医疗支出等），中国居民消费率仍较美国低约24个百分点。有观点认为，居民消费率差异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，但纵向对比美国历史数据发现，当美国人均GDP处于1万-2万美元阶段（类似我国当前水平），其居民消费率基本保持在60%以上，远高于我国当前水平。这表明，我国居民消费率不仅存在“阶段差”，更存在“结构性差”。
（二）纵向比较：历史波动中揭示发展逻辑，当前仍有提升空间
回顾1949年至今的75年，我国居民率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：
1949年至改革开放初期：生产能力薄弱，大部分产出用于满足基本消费，1962年消费率一度达70.8%；
改革开放初期至2010年：工业化与投资驱动加速，居民消费率整体下行，2010年降至历史低点（约35%）；
2010年至今：经济转型与资源禀赋变化推动消费率触底回升，但增速缓慢，当前仍处于40%左右的低位。
这一变化表明，居民消费率水平由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共同决定。“十五五”规划提出的“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”，并非追求历史上的“高消费率”，而是要实现“更高质量、更高水平、更能提升居民幸福感”的消费升级，是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。
（三）结构分析：服务消费不足、改善型消费偏低、区域分化明显
从消费结构看，我国居民消费存在三大突出短板：
一是服务消费严重不足。2023年，中国居民商品消费占GDP比重（21.7%）与美国（22.1%）基本持平，但服务消费占比仅17.9%，远低于美国的45.8%，差距达27.9个百分点。服务消费恢复缓慢（如文旅、家政等），是近年消费增长乏力的主因。
二是改善型消费占比偏低。我国居民消费仍以基础性需求为主：商品消费中，食品支出占比约40%，较美国高16个百分点；改善性商品（如交通通信、教育文娱）仅占34%，较美国低14个百分点。服务消费中，改善属性消费（如教育文娱、养老照护）仅占30%，较美国低16个百分点。这背后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受限、消费能力不足。
三是区域消费分化明显。一线城市受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更大，房价下行导致家庭资产缩水、负财富效应显著，叠加房贷负担高，消费增速持续低迷。2024年下半年，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持续为负，反映出高成本城市消费活力不足。
三、提升居民消费率面临的主要挑战：能力、意愿与供给约束
（一）居民消费能力受多重因素制约
近年来，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、外部环境复杂多变、行业结构性调整等因素叠加，居民部门预期转弱，消费能力受抑：
财富效应缩水：房价下行导致居民资产缩水，尤其是一线城市房产原值高，负财富效应更显著；
收入增长放缓：出口制造业不确定性、金融与平台经济规范调整等，导致企业利润变薄、劳动者工资增长受限；
预期不稳：就业市场波动、未来收入不确定性上升，居民消费意愿下降，尤其对服务消费、改善型消费等收入弹性较高的领域冲击更大。
（二）社保体系不完善制约消费信心
社会保障体系的群体差异与区域差距，削弱了居民消费意愿。以养老保险为例：城镇职工退休人员月均待遇约3700元，城乡居民仅250元，差距达14.8倍；且城乡居民养老金区域分化明显，北京、上海超1000元，而28个省份低于500元。养老保障不足导致居民“预防性储蓄”动机增强，尤其中低收入群体更倾向将收入用于储蓄而非消费。
（三）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滞后抑制消费潜力
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.96亿，但市民化进程不畅：子女教育（如高考与户籍挂钩）、住房保障不足等问题，导致流动人口家庭“不完整迁移”。家庭成员分离使流动人口对本地教育、医疗、社区服务等需求有限，且缺乏稳定居住预期，抑制了住房改善、汽车等大额消费及家庭型消费，消费潜力难以释放。
（四）部分领域消费供给质量不足
服务消费供给与居民需求不匹配问题突出：
养老服务：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2.2亿，但每千名老人养老床位数低于发达国家，且50%床位空置，反映出养老服务专业化、医养结合能力不足；
文旅消费：部分景区同质化严重、基础设施不完善，优质资源由国企垄断导致市场化不足，难以满足居民多元化需求。
（五）劳动者工作时间过长挤压服务消费空间
2023年我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均工作时间48.6小时，远超OECD国家均值（1717小时）。服务消费具有显著的“耗时性”，过长的劳动时间挤压了居民享受服务消费的时间与精力，即使有消费意愿和能力，也难以转化为实际消费。
四、推动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的实施路径与政策建议
提升居民消费率需政府、企业、居民三方协同发力，从“能消费、敢消费、愿消费”三个维度精准施策。
（一）政府：构建消费导向型宏观治理体系
改革财税制度，激励地方政府促消费
推动税收从“生产地分享”转向“消费地分享”，例如演唱会门票税收向举办地倾斜，解决地方政府“投入多、收益少”的矛盾；
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从企业端补贴转向居民端补贴，如加大育儿补贴、学前教育免费、养老服务等投入，直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。
优化假期制度，释放服务消费潜力
改革调休制度，避免“凑假”导致疲劳工作；
落实带薪休假制度，适当增加下半年传统节日（如重阳、七夕）为法定节假日，促进家庭消费与文旅消费。
（二）居民：完善收入分配，增强“能消费”底气
稳住财产性收入，避免负财富效应
稳定楼市股市，鼓励企业分红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；
设立“城乡居民增收专项引导基金”，对主动为职工涨薪的企业给予财政补贴，通过杠杆效应推动全社会收入增长。
改革收入分配制度，缩小差距
适度提高在职人员收入（尤其基层公务员、一线职工），放缓退休人员待遇增速，平衡不同群体利益；
完善个税制度，探索家庭单位与财产税调节，强化收入分配职能；
促进农村增收：推动土地市场化流转，完善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，对种植户发放收入补贴。
（三）居民：健全社保体系，提振“敢消费”信心
推进国资与社保联动改革
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，提升社保支付能力；
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型为“全民最低养老保险金制度”：由中央财政统一提供基础养老金（如每人每月300元），地方政府根据财力补充，消除地域与群体差异。
（四）居民：加快户籍改革，释放“愿消费”潜力
放宽大中城市落户限制，推动农民工市民化；
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权益，鼓励依法有偿转让；
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，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、医疗等问题，促进家庭式迁移与消费升级。
（五）供给端：放开市场准入，提升消费质量
深化服务业改革：降低文旅、养老、医疗等领域市场准入，鼓励民企参与市场化经营；
培育新型消费业态：推动景区IP化、沉浸式改造，支持社会资本举办高水平专科医院，规范家政、托育服务并建立职业认证体系；
解决时间约束：通过技术进步（如智慧服务）、效率提升（如弹性工作制）释放居民时间，增加服务消费。
五、提升居民消费率是畅通国内大循环、构建“双循环”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。它不仅是经济问题，更是关系民生福祉与社会公平的系统工程。唯有通过政策协同发力，破解“能力、意愿、供给”三重约束，才能让消费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“主引擎”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。